稀土冲击，车企地震
现代汽车工业正在感受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
受近期我国稀土出口管制调整影响，日本铃木汽车旗下经典车型、有“平民卡丁车”之称的Swift雨燕，目前正在被迫经历一轮大规模停产。据日媒报道，雨燕这次停产的原因是受到稀土供应短缺影响，相关零部件供应商采购链条陷入停滞所致。
在日本本土，雨燕是现今铃木轻混系统的重要战略车型，其采用的高性能电机和逆变器等零部件，高度依赖钕、镝、铽这类稀土永磁原料，随着我国在今年4月加强对七类稀土品类的出口管制，与之相关部件的国际流通节奏被迫放缓，在接近两个月的零部件库存消耗和产能调整后，铃木最终不得不按下雨燕的产线暂停键。
雨燕停产，并非个例。
美国汽车联盟早在5月就表示通用、福特等车企的稀土库存仅能维持2到3周，到了5月底福特便宣告暂停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工厂的SUV“探险者”产线；欧洲汽车零部件协会数据显示，自4月以来欧洲厂商提交的稀土出口许可申请中，仅有少量企业获得批准，大众、宝马的电动车产线被迫减产；此外，印度的塔塔、马鲁蒂铃木等车企的汽车磁铁有将近九成由中国供应，其库存于5月底已见底，电动车窗、ABS系统等关键部件面临断供风险......
汽车创新联盟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日前发布的联名信显示，若无法稳定获取稀土磁铁供应，汽车供应商将无法生产包括自动变速箱、节气门体、交流发电机、各类电机、传感器、安全带、扬声器、照明设备、动力转向系统及摄像头在内的关键汽车零部件。
随着这轮稀土出口管制影响持续发酵，全球整车巨头的“稀土危机”似乎还在后头，为此我国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也于日前相继作出回应。
外交部方面认为中方措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是非歧视性的，不针对特定国家。
而商务部发言人则表示，中国依法对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稀土相关物项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对其实施出口管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此外，因应机器人、新能源汽车行业中重稀土需求增加问题，我国依法依规对稀土相关物项出口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已依法批准一定数量的合规申请，并将持续加强合规申请的审批工作，愿意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审批。
翻译翻译就是说没必要这么剑拔弩张的，一切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的嘛。
话虽如此，这轮稀土出口管制的冲击效果之明显、影响之广泛依然出乎外界预料，特别是当有“工业皇冠”之称的汽车制造业因为稀土短缺遭遇产能受限时，人们开始切身体会到，稀土早已成为现代工业中不可或缺且暂无替代的组成部分。
尽管从表面看来，我国这轮稀土出口管制是对美国日前加征关税的反制手段之一，但从更加全局且系统的操作看来，事情远没如此简单。
按照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8号公告中《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显示，新一轮稀土出口管制除了明确钐、钆、铽、镝、镥、钪、钇七类稀土品类的出口管制之外，还提及出口经营者应遵从相关的审批以及物项识别机制，这其中或许就涉及已经在近期上线的稀土追踪溯源系统。
据路透社引援知情人士消息，为了强化行业监管，目前我国已经对稀土磁铁行业引入产品信息跟踪系统，用作打击走私、非法采矿和逃税等违法行为，从稀土开挖到洗炼、精炼，再到磁体成品出口，全程最多设置300多个监控节点，有了这张“数字身份证”，稀土行业的规范治理便有了强力的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上个月9日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组织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多部门召开了一场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现场会，指出加强战略矿产资源出口管制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强调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是当前迫切且重要的工作任务，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这一套对内严打、对外严控的组合拳下来，有技术、有执行力、有法可依、多管齐下，这一轮稀土出口管制便有了真正的震慑力与约束力，展示出我国作为全球关键矿产重要供应国真正的话语权。
规范治理之下，稀土产业也迎来了价值重估。
一方面，受供需关系变化影响，部分稀土价格出现价格飙升的情况，例如用于高性能磁铁的镝和铽价格5月份环比涨至3倍刷新历史高位；另一方面，自从4月份稀土出口管制政策出台以来，中国稀土、中科磁业、北矿科技等多支稀土概念股股价持续走高甚至涨停，大市一片向好。
新的管制之下，部分受影响的外国企业开始联合外媒炒作中国“稀土武器化”这一概念，试图在舆论场上引发一轮没有硝烟的战争。
然而，如果从我国超过半个世纪的稀土开发治理发展历程来看，这样的猜想未免格局小了。
格局打开
作为现代工业体系中最炙手可热的金属元素，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钪、钇以及镧系共17种元素的统称，由于其各自具备优异的磁、光、电特性，被广泛应用在各类永磁、催化、发光和超导材料的研制上，是当代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能源、交通、医疗领域不可或缺的存在。
就拿近年来发展势头凶猛的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风力发电等产业为例，这一系列的产业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产品端极度依赖能量转换效率高、能耗低的永磁电机，这些电机制作都离不开一种名为钕铁硼的永磁材料，而钕铁硼就是由稀土元素钕和铁、硼合金制成的永久磁铁，其磁性高出普通永磁材料4到10倍，被誉为“永磁之王”。
行业协会数据，目前新能源汽车每辆纯电动车消耗钕铁硼5至10kg，去年全年新能源汽车消耗钕铁硼总量超过4万，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发展，行业对于钕铁硼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
永磁材料在新兴产业的广泛应用，是稀土在现代商业领域重要性的最新体现，除此以外，稀土材料长年以来一直在军事领域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早已是广大军迷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现代战争对战机、军舰、战车、武器的强度、耐热度、抗磁能力有了更极端的要求，而稀土的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则极大地保证了全球军工行业的发展。
F22“猛禽”战机所用的镁铝合金混入铈强化机身，其配置的F119涡扇发动机叶片和燃烧室采用的钛合金，则混入了铼、钇等材料增强阻燃性能；核动力航母和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其屏蔽材料需要钐和铕、核燃料稀释剂需要钇、抑制剂需要钆；现代作战依赖的光纤通讯技术，离不开钬、铒、镨等稀土，铒元素能确保光纤传输的能量损失达到最小，镨元素则是制作光纤放大器的关键材料......
原定于2030年量产的美军第六代战机F-47，每架需要消耗12公斤稀土，而受到最新的稀土出口管制影响，F-47量产时间目前已经延后到2035年。
有了稀土应用基本面的认知，再来看我国的稀土开发能力，那叫一个震撼。
我国是目前全球唯一具备完整稀土产业链的国家，涵盖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材料加工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生产能力，特别是在技术专利和加工能力方面，我国拥有全球90%以上的稀土分离技术专利，是唯一能够规模化分离离子型重稀土的国家。
按照美国地质调查局估算，2024年我国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48.89%。年开采量为27吨，占全球总产量的69.23%，保守估计，中国稀土在全球精加工冶炼领域市场份额接近90%。
无论是从稀土储量、产量、冶炼加工还是专利技术层面，中国都是全球稀土行业毫无争议的主导者，然而这样的称号与地位背后，是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稀土行业发展过程中无数无奈、曲折、摸索的综合成果。
我国稀土出口事业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经济基础薄弱，稀土出口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在1985年4月1日起对稀土产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当时恰逢全球半导体产业飞速发展，稀土的国内外需求快速增长。
在1991到2004年，中国稀土出口量由8204吨增长到5.33万吨，国内消费量由8286吨增加到3.34万吨，稀土产量由1995年的4.8万吨上升到2004年的9.5万吨。
稀土消费爆发在改革开放前期为国内经济发展换取大量外汇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难以逆转的影响，其一是国内稀土储量的快速消耗，另一方面则是行业无序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恶性竞争导致我国稀土出口产品长期附加值低、出口价格低廉等等。
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稀土一直处于边治理边开发的状态。
例如早在1991年，离子型稀土矿就被列为国家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到了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此外因应稀土技术产业化和基础理论研究的要求，稀土材料陆续成为国家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被纳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等。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护国内稀土矿藏资源，自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更严格的开采、生产和出口总量控制。
201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22条意见，从环境治理、结构调整和秩序整顿几大方面密集出台针对稀土行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要求加快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进一步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在这一要求的驱动下，中国北方稀土集团、中国稀土集团相继组建，进一步提高了稀土行业的集中度。
“22条”的颁布和推进，打造了现今我国稀土产业链的雏形。到了2024年，我国正式出台《稀土管理条例》，明确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
从最早期的创汇需求，到后来的行业监管、企业整合，中国稀土产业从来都不是天选之子，开发、治理和规范贯穿始终，可以说中国如今拥有的稀土话语权背后，是过去数十年不间断摸索的结果。
绕不开的中国
当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发展本土的稀土产业链时，欧美日多国近年也在盘算着如何重建或打造自家的稀土荣光，然而不少国家或企业到了实操层面才发现，从开采技术、冶炼设备到产品应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矿场可以绕开中国的稀土产业链。
位于加州的芒廷帕斯矿山是当下美国稀土产业“全村的希望”，也是全美境内唯一一座活跃的可以开采、冶炼稀土的矿场，MP材料公司在2017年取得经营权并陆续投资了近10亿美元进行技术和设备的升级，目前其主要开采的稀土类型为钕镨永磁体材料。
由于其特殊的战略身份，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已经向MP材料公司注资约4500万美元，以求升级更多新工序，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
近期特朗普政府也正在讨论利用《国防生产法》为稀土元素相关项目提供融资、贷款和其他支持，包括采矿、加工和下游技术，旨在增强美国建立国内稀土供应链的能力，受这一利好消息影响，MP材料公司近日股价也是一路走高。
有意思的是，当MP材料公司在2017年取得芒廷帕斯矿山的经营权时，背后也有着中资公司的身影。A股上市公司、稀土制造商盛和资源不仅参与了矿山的竞拍，还拥有MP材料公司不到10%的股权，这些年来持续为芒廷帕斯的稀土开采提供技术、资金和渠道支持。
作为“回报”，MP材料公司每年都将大量稀土精矿运往中国进行精炼加工，一方面这是盛和发挥其经销渠道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MP材料公司的无奈之举。
在美国本土，MP材料公司不仅缺乏重稀土分离、冶炼技术和设备，也找不到合适的制作稀土磁体材料的生产商，尽管其计划在年底落成一座可以在本土生产稀土磁铁的工厂，但按照估算，哪怕满负荷运转，该工厂一年的产量只相当于中国一天的产量。
所谓的重建美国稀土供应链，依旧停留在恢复本土稀土开采阶段，为了加快建设进度，美国近年来也是奇招百出。
继2023年花大力气培养本土初创磁体制造商Niron Magnetics，专注开发制造不含稀土的永磁体后，五角大楼近期也计划加大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开采，希望从公海挖矿提高本土矿藏储量，此外特朗普政府开始动用外交牌，试图与乌克兰达成相关稀土资源权益交易。
然而对于动辄以十年为单位的稀土产业链建设而言，这些举措目前仍未看到显著成效。
欧洲方面近年来也开始加强了对本土自建稀土供应链的进程。
2023年欧盟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根据该法案，到2030年欧洲金属消费的10%必须由欧洲开采的金属满足，40%由欧洲大陆加工的金属满足，25%来自回收利用。此外，到2030年欧洲针对单独一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不得超过65%。
同样是在2023年，瑞典矿业巨头LKAB宣布在该国北部基律纳发现了欧洲最大的稀土矿床，据称含有超过100万吨稀土氧化物。按照该公司预测，从开采原材料到投放市场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但随着近年来欧盟加强了对稀土开发的财政支持和行政便利，一旦获得开采特权，这个时间可以缩短50%以上。
然而对于欧洲而言，稀土储备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关键的难题在于欧洲缺乏加工稀土金属和制造中间产品的综合能力以及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人才等配套资源，这会导致其生产的稀土产品成本过高、缺乏竞争力，并使得企业缺乏动力投资稀土产业，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下来的最终指向，依然是“真香定律”结局：
欧洲企业、矿场最终选择与中国合作加工开采出来的稀土原材料。
与欧美相比，早在2010年东海撞船事件后遭遇过稀土贸易管制的日本，在稀土供应链建设则要积极激进得多。
一方面，日本国内稀土制造商开始不断提高本土的稀土库存储备，另一方面，日本开始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稀土产业合作。
2019年，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住友商事帮助扶持了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的发展，该公司开采和提炼的轻稀土占日本需求的60%，而轻稀土与少量重稀土混合后可制成稀土磁铁。
位于法国西南部拉克，一座由日法合资建设的稀土回收工厂有望在2026年竣工并投产，这座工厂预计届时每年可回收800吨磁体，生产620吨稀土氧化物。
然而，稀土行业从来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游戏。
为了获得稳定的稀土供应，日本头部磁铁制造商Proterial、信越化学工业、TDK等企业如今已经将部分产线从日本国内转移到我国了；而在新一轮稀土出口管制之下，为了规避限制，相关零部件制造业也开启了回流中国的评估。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在稀土问题上实现全球化的合作与共赢才是终极目的，毕竟稀土已经是现代工业体系无可争议的版本答案，稀土产业链的格局竞争本质是全球化时代新一轮资源控制权与话语权的重塑。
而这一次，我国走在了前头。
并非偶然
从突破封锁到成为秩序制定者，这条路中国走了大半个世纪。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稀土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军事、航空航天领域，然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离工艺都集中在西方少数国家手中，我国只能一边向国外廉价出口稀土原料，一边高价进口高纯度稀土产品。
为了打破这一受限局面，徐光宪在1972年接下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分离镨钕。面对技术封锁和工艺垄断，徐光宪放弃了当时国际上通行的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基于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及特有的学术敏感，转而尝试用当时尚不成熟的萃取法来挑战这一任务。
在实验室中，通过不断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徐光宪将镨钕分离系数达到惊人的4，一举打破世界纪录，而在当时一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
然而只是开始萃取法在稀土分离应用上的开始。
在后续的研究中，徐光宪与他的团队创造性地建立串级萃取理论，推导出100多个公式，并成功设计出了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
不仅如此，为了让实验室的理论和方法广泛用于实际生产，徐光宪不仅办起了“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还和同行们一同创建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步放大”技术，使原本繁难的稀土生产工艺“傻瓜化”。
简单来说，有了这独创的回流串级萃取技术，只需要根据分离需求将所需的萃取箱像流水线般连接起来后，一头放入原料，在流水线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
这一稀土分离技术的革新，直接促使我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大国”的飞跃，改变了世界稀土产业和市场格局，被国际稀土界惊呼为“中国冲击”，徐光宪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稀土之父”。
无独有偶，当上世纪80年代徐光宪忙着完善串级萃取技术时，一位名叫王震西的研究员正联同他的中科院同事们，在物理所一间25平方米的临时仓库电炉间内日以继夜地开展实验，并最终在终于在1984年2月，打造了中国第一块磁能积达到38兆高奥的钕铁硼永磁材料。
王震西（左一）
为了降低成本让这种材料尽早投入应用，他们又采用国产低纯度钕为原料，并在3个月后成功研制出磁能积高达41兆高奥的低纯度钕铁硼永磁材料。
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有能力自主研发钕铁硼永磁材料，且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还没等这股兴奋劲过去，正处于科研生涯巅峰的王震西接到另一项任务，要将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研发成果推向产业化，面对充满未知的市场环境，王震西最终决定放弃了研究生涯，投身产业和市场，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三环公司。
1986年初，中国科学院和宁波市决定拿出90万美元，支持三环公司与宁波磁性材料厂合作，引进气流磨、真空烧结炉、自动压机3台大型设备，筹建钕铁硼工业化生产线，在日以继夜的调试下，同年秋天，中国第一家钕铁硼稀土永磁工厂建成投产，并开始出口英美多国。
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能够批量生产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国家，这是中国钕铁硼永磁产业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三环道路”走通后和推广后，大批企业开始雨后春笋般崛起，我国钕铁硼产业得以迅猛发展。
到了2000年，不久前还是零基础的中国钕铁硼产业，跃居世界第一，实现中国稀土永磁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飞跃，孵化出如今世界闻名的“稀土磁谷”。
在发展中国稀土产业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之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往往让人更加真切、具象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当我们回看中国稀土产业如今取得的成果时，一切似乎那么理所当然，然而时代浪潮之下，一些关键且显眼的名字仍在时刻提醒我们，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前人用无数个日与夜开拓出的发展之路。
正如茨威格笔下所写，这些都是“宛若星辰般永远散射光芒，普照历史夜晚群星闪耀的时刻”。
